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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1年12月8日，香港。
当日本人的炸弹从头顶落下来的时候，张爱玲说，她仿佛听见了“一条撕裂的丝绸”的声音。
张爱玲后来在她的散文《烬余路》里记录了当天部分香港人的状态——不是惊恐，反而是兴奋：
“战争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
当然，当日本人开始投下第一颗炸弹的时候，离他们偷袭珍珠港只过去了6个小时。
很多香港人甚至不知道，癫狂的日本人已经对英美宣战了。
甚至 驻港英军司令莫德庇，也是在凌晨快5点的时候，才从截获的日军电报中得知日本已经向英国宣战的消息——尽管他在前几天已经从本国的情报部门得到了日本可能进攻香港的警告。
自1842年从伟大的“天朝上国”手里一点点抢来香港后，英国一直把它视为自己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据点。
他们时刻提防着日本——那个曾经和自己联手赶走俄国势力，却又和本国在亚洲存在利益冲突的野心帝国。
如今，脆弱的平衡终于被打破。
英国人终于要为他们当初的“远东慕尼黑”绥靖政策付出代价了。
而他们本来就对守住香港，不抱期望。
2
其实，丘吉尔早就做好放弃的准备了。
早在1941年的年初，他就在给英国国防委员会秘书长伊斯梅将军的密信中表明态度：
“如果日本向我们开战，我们根本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机会守住香港或救援它。
（If Japan goes to war with us there is not the slightest chance of holding Hong Kong or relieving it.”）
但即便如此，在1941年10月，丘吉尔却要求英联邦国家加拿大向香港增兵两个营：温尼伯榴弹兵团（Winnipeg Grenadiers）和皇家加拿大来福枪营（Royal Rifles of Canada），共2000人。
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决定：
丘吉尔知道香港守不住，但却又不想轻易放弃，于是决定增兵以展示“大英帝国的决心”，以震慑日本人。
加拿大的这两个营，大多是由18、9岁的加拿大农家子弟组成，基本都没有什么实战经验。他们在临行前被描绘的憧憬是：
“你们只是去东方的那座城市执行常规守备任务，那里非常繁华，生活很舒适。”
这批只携带轻武器（重武器要之后通过海运运到香港）的加拿大年轻人，在登上香港岛后没多久，还没熟悉地形和进行基本的战术训练，就遭遇了日本人的进攻。
他们其实不是来看璀璨的霓虹灯的，他们是被送来填进“绞肉机”的。
增援香港的加拿大营
包括加拿大两个营在内，当时英国在香港的守军全部加在一起，是1.4万人，其中包括英国本土皇家苏格兰营等主力4000人，印度2500人，加拿大新增援的两个营2000人，还有本土的一些“香港义勇防卫军”，都是些业余军人甚至是老百姓。
而他们面对的，是已经在中国战场久经沙场的第38师团主力：初期投入部队大概是4万人，加上后来的后援部队，达到了5万人。
而与日军的常规装备相比，英国守军的装备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空军基本为零（只有两架水陆两用机和三架鱼雷轰炸机），海军只有一艘旧驱逐舰和几艘炮舰。坦克为零。
最有意思的是，英国守军花大量人力物力修筑了29门海岸炮，但他们把炮位都锁死对向了大海方向——他们认为敌人会从海上来，而不是背后的陆地。
摩星岭炮台的一门9.2英寸口径海防炮，面朝大海，春暖花不开
1941年12月8日一早，从广州天河机场起飞的大批日本34架九八式轻轰炸机，在7架97式战斗机的护航下——后来事实证明根本不用护航——飞临香港启德机场上空。
几乎都没有防空炮的英国守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军飞机投下炸弹，在几分钟内就炸毁了香港英国守军的所有五架老式飞机——它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发动螺旋桨。
被炸毁的英军鱼雷机
在轰炸启德机场的同时，日军第38师团的陆军兵分两路，从新界侵入香港。
驻防的英国军队只做一件事：
撤退，并沿途炸毁桥梁和道路，尽可能延缓日军的行军速度。
停泊在香港港湾的英国“蝉”号炮舰也不不断发射舰炮，试图拖住如潮水一般扑向香港的日军。
英国军队之所以这样做，倒也不是真的想逃，而是想做殊死一搏。
他们要依靠自己建筑的“东方马奇诺”防线，挡住日军的进攻。
3
那条防线，是英国人引以为豪的“醉酒湾防线”（ Gin Drinker's Line ）。
1936年，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对香港的进攻，英国人在新界南部开始修筑一条由西向东长达18公里的防线，防线 包括 碉堡 、 战壕 、 机枪 阵地等，期间断断续续，一直到1940年左右完工。
醉酒湾防线地理示意图
英国人曾经对这条防线非常自豪，认为可以以少打多，阻挡敌人进攻九龙和香港岛。
但问题在于，要驻守这条防线，至少需要四个营的兵力，还要至少两到三个营作为预备队随时补充被突破的缺口。但驻守香港的英军加在一起只有四个营，所以司令部思来想去，只派了一个营去驻守这条绵长的防线，而且那一个营里很多士兵对这条防线的很多设施并不熟悉。
兵力单薄虽然单薄，但英国守军对自己有一种“迷之自信”，很多人看不起他们的对手日军。
以驻守防线关键阵地“城门棱堡”的英军苏格兰营A连8排为例。他们和自己的很多战友一样，普遍相信日本人罗圈腿，跑不快，且都是近视眼，晚上看不清，所以不可能发动夜袭。
所以他们几乎没有做任何战斗准备，连日军进攻的必经之路上的火力封锁也没有布置，也没有埋设地雷。
12月9日晚上7点，日军第38师团228联队500多人向城门棱堡发动了进攻。
事实上，日军早在开战前就通过各种间谍活动摸清了醉酒湾防线的情况，并认为“醉酒湾防线”没有那么容易就被攻破，准备等重武器到位后再发动进攻。
但在当天下午，日军228联队的大佐土井定七发现城门棱堡防守懈怠，认为机不可失，随即违反命令擅自发动了进攻。
事实证明，防守城门棱堡的英军苏格兰营40个人确实缺乏基本的战斗准备，不仅很快丢失了外围阵地，而且在碉堡内被日军从通气孔里扔下的手榴弹炸得晕头转向，连敌人在哪都不知道。
8个小时后，防守城门棱堡的英军最高指挥官琼斯上尉，只能率部投降。
虽然日军228联队因为“擅自行动”而遭到了处罚（在之后的战斗中被降为预备队），但他们在客观上确实给英军的“醉酒湾防线”带来了致命的突破。
入侵香港的日军第38师团士兵
12月10日，日军的230联队又擅自在金山和256高地发动进攻并且得手。
至此，英军的“醉酒湾防线”左翼已经出现了巨大的防守缺口，如果不采取措施，英军很快就会腹背受敌。
12月11日，英军最终决定：全面放弃“醉酒湾防线”，撤回香港岛。
这条防线，英军原本指望能至少挡住日军一个星期。
结果在两天之内就陷落了。
4
12月13日，炮火忽然停了。
一艘挂着“PEACE MISSION（和平任务）”的小艇从九龙开往香港岛——那是日军派来的劝降使团。
在“醉酒湾防线”失守后，日军花一天就攻下了九龙，随即包围了香港岛。在日本人的观念里，仗打到这份上已经没有意义了，英国人该投降了。
但港督杨慕琦选择了拒绝。
之前甚至没有制订攻占香港岛计划的日本人，只能重新开始规划如何登陆香港岛。
12月14日，日军部署在香港岛周边的重炮开始轰击，同时开始了大规模空袭。缺乏重武器和防空火力的英军只能躲入掩体，任打不还手。
12月18日，日军开始发动总攻——必须承认的是，英国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最悲壮的一幕发生在黄泥涌峡。
黄泥涌峡是香港港岛南北交通的枢纽，也是东西两部的连接点——谁占领了这里，谁就切断了港岛的大动脉。
按照日军原先的进攻计划，应该兵分两路进攻黄泥涌峡，但又一次意外发生了：
日军的230联队在暴雨中迷了路，误打误撞地闯入了黄泥涌峡。虽然他们因为行军速度过快而导致自己的侧翼完全暴露在英军的打击范围之内，但却也因此冲入了英军“西旅”（West Brigade）的指挥部所在地。
在指挥部里的是西旅指挥官罗逊准将，他当时已经把主力都派上了前线，身边只有文书、厨师、通讯兵和加拿大营D连，加在一起也就300多人。
12月19日清晨，日军230联队开始对西旅指挥部发动强攻，人数占绝对劣势的英军拼死抵抗。
打到上午10点，西旅指挥部已经被团团包围，战壕外面全是日本兵的叫喊声。
最后时刻，罗逊准将给驻港英军总司令莫德庇打了一个电话，说了最后一句话：
““我要出去和他们战斗了（I am going outside to fight it out）。”
随后，他左右手各拿了一把左轮手枪，冲出了指挥部。
随即，他就被指挥部外三个方向的日军机枪扫射，身中数十弹身亡。
230联队联队长东海林俊成后来发现了罗逊尸体上的军衔，下令给他就地安葬，并树了一块木牌。
左为驻港英军总司令莫德庇，右为罗逊准将，他随加拿大营一起于1941年11月中旬到港
那支战前被拉来“送人头”的加拿大温尼伯榴弹兵团，也在这一战中表现出了军人的勇气。
为了要解救指挥部，加拿大温尼伯榴弹兵团的D连和A连面对十倍于己的日军，还是死战不退，甚至发动过反攻。
率队死守毕拿山的A连准尉约翰·奥斯本是连里年龄最大的一个。他们的战壕里飞进了不少日军的手榴弹，奥斯本把它们都一一扔了回去，直到有一个手榴弹落在他身旁不远处，他已来不及扔出。
原本可以跳到一边的奥斯本，看到战壕里其余六个年轻娃娃兵战友惊恐的脸，毅然决然地扑到了手榴弹上，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爆炸的冲击波。
而就在A连在比拿山死守的时候，在另一边的渣甸山，也有一只特殊的部队在苦苦抵御日军的进攻。
而他们其实不是正规军。
5
在香港，有一支特殊的“军队”，叫“香港义勇防卫军”。
这支军队大概人数在2000人左右，特点用两个字来概括，一个是“杂”，一个是“老”。
这支军队来路五花八门，堪称是“种族大熔炉”。
全军分六个连队：第一连是苏格兰人，第二连主要是住在九龙的欧洲人，第三连是欧亚混血儿，第四连是华人，第五和第六连主要是葡萄牙人，外加一个“休斯兵团”：由超过55岁的律师、银行经理、港大教授等组成，他们中有很多都是英国的一战退伍老兵。
这些人平时都有各自的职业，其中不少人还是社会的精英阶层。由于成分五花八门，所以当时香港的正规军是看不起这些人的，称他们“周末当兵，平时开派对”，只是“The Volunteers”（志愿者们）而已。
但他们相对于那些被派驻来的正规军而言，却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
他们住在香港，已经把香港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们无路可退。
所以，那些其实原本早有机会买到机票和船票逃离香港的“防卫军”战士，最终都选择留下，戴上头盔，扛起钢枪，保卫香港——哪怕他们中有些人因为太老了，还要戴着单片眼镜射击
在黄泥涌峡战役中，“香港义勇防卫军”第三连死守渣甸山。这群欧亚混血的年轻人其实平时在香港社会颇受歧视，但他们却知道自己无路可退，香港才是他们的家。
那场战役，第三连几乎死伤殆尽。
香港义勇防卫军第三连在日军入侵前的合照
而在12月18日的北角电厂争夺战中，人均年龄超过55岁的“休斯军团”更是让日军大吃一惊。
面对已经久经沙场的日军精锐，这群参加过一战的老兵们表现出了高超的军事素养和战斗素质，寸土必争，足足扛住了日军一整天的强攻。最后他们利用电厂的煤堆和废墟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坚决不肯投降。
日军在打扫战场时，发现对方阵亡的基本都是老年人。
但在丢了黄泥涌峡之后，英军的失败其实已经不可避免。
12月21日下午，英军其实已经丢掉了大半个香港岛。驻港英军总司令莫德庇向港督杨慕琦表示，为了避免更多士兵和平民伤亡，可以考虑投降。
但杨慕琦向伦敦方面请示后，却遭到了丘吉尔的拒绝：
“你们能在抵抗一天，对全世界奋战的盟军而言，也是一种贡献。”
而英王乔治六世也拍来电报，希望守军能继续坚持。
于是，残留的英军振作起精神，继续在香港岛的残留阵地做坚决抵抗。
而他们的坚持抵抗，也激怒了原以为可以轻松拿下阵地的日本军队，进而又引发了他们的兽性。
12月25日清晨，日军终于攻进了赤柱半岛。
日军229联队第2中队冲进了作为战地医院的赤柱史蒂芬学院（St. Stephen's College），开枪打死了试图阻拦他们的两名英国军医，然后将躺在床上输液的英国伤兵一个个拖下床用刺刀捅死，然后把女护士们抓进储藏室，进行轮奸和杀害。
那天，正是西方的圣诞节。
6
12月25日下午3点15分，最后时刻来临。
总司令莫得庇在综合了各方面战报后，得出结论：英军已经被打得各自孤立，且接近弹尽粮绝。
在征得港督杨慕琦的同意后，莫得庇下令所有英军单位停火。
下午4点40分左右，英军西旅的防线陆续挂起了白旗。
英国人投降了。
然而，仍在赤柱一隅死守的英军东旅部分士兵，由于通讯断绝，并没有收到投降的消息，所以依旧还在顽强抵抗。尤其是其中“香港义勇防卫军”残部，甚至还组织起了一次反攻。
直到12月26日，有人带着英军的投降手令来到阵地，这支部队才选择放下武器。
那一刻，很多义勇防卫军的士兵砸烂了手里的枪，痛哭流涕。
英军代表在投降会议上
然而历史的进程无法改变。
这批义勇军战士和投降的英国战俘一起，被关进了包括赤柱拘留营 、 北角战俘营 、 马头涌战俘营等一系列战俘营。
在战俘营中，他们长期缺乏足够的食物并遭受日本虐待，其中有数以千计的战俘被转移到日本等地当苦工，而至少有800名战俘死在了运送他们去日本的那艘“里斯本丸”号上。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等到香港“光复”的那一天。
那是三年零八个月之后的事了。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香港保卫战：开战第一天，香港人怎么过的？》（“港识多史”网站）
2、《香港保衛戰：被遺忘的歷史?》（蔡晓颖，BBC中文网，2015年9月2日）
3、《那場被遺忘的、註定失敗的香港保衛戰》（CRAIG S. SMITH，2016年12月27日）
4、“Despatches on the Battle of Hong Kong”（Major-General C.M. Maltby，The London Gazette，1948年1月29日）
5、《明防暗退——从香港保卫战前的部署看英国如何操作放弃香港》（邱逸，《港澳研究》，2021年01期）
6、《香港保卫战中的加拿大军队》（苏颖，《军事历史研究》，2007年03期）
7、《烬余录》（张爱玲，《张爱玲典藏文集》，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10月）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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